关于此点，庄子言之甚谛：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
从逻辑上来说，道必须是一个自足的根源性存在，不依赖于任何的他者，以确立自己的本原角色。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因此，当我们不得已必须接受一个有名的世界之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名的限度。儒家也有同样的看法，《荀子·解蔽》云：凡以知，人之性也。如庄子物谓之而然一语所指示的，价值判断是通过谓之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也就是命名。而如果放在更大的思想世界之中，是非或者然不然的问题，确实是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思考的重点所在。又如《经上》：异：二、不体、不合、不类，《经说上》解释云：异：二必异，二也。
很显然，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是非之心的无心，不同于皇极的无极。自我的破除让心灵归于虚无，从而超越物界的是非之境，实现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31)所以，不能将黄老学在汉代演变为黄老道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外部环境，也应该同时考虑其本身发展的逻辑需要。
秦始皇时有徐巿(即徐福)、韩终(众)、侯公、石生、卢生等人。(52)边韶：《老子铭》，《隶释》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页。此外，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一卷第四节《崇尚黄老的社会思潮与黄老道》(第81页)言：战国秦汉时期黄老学曾分衍为与刑名法术结合的道德法术家与阴阳五行结合的阴阳数术家与养生之术结合的神仙方技家三支。东汉初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其宗教形式对黄老道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刺激。
(50) 以上有关佛教的认识，如佛(神圣教祖)、经(宗教典籍)、沙门(修行者与宣教者)及其信奉形式(拜跪祠祭)、教化内容(修善慈心、专务清静、精神不灭、善恶报应、大济群生)等，实皆对黄老道的宗教化产生过影响。他们在推动黄老学治身之术发展，以及黄老学的宗教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一些有关黄老学的通论性著作亦曾谈及此点，兹不赘列。③《史记·儒林列传》，第3177、3123页。佛长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而大济群生。(21)笔者认为，无论道家或道教的学说多么高深庞杂，其实都是落脚于这两个具体问题，只是在不同时期偏重有所不同。
⑨徐干撰、孙启治解诂：《中论解诂·亡国》，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1页。(20)陈鼓应：《关于先秦黄老学的研究》，丁原明：《黄老学论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页。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11) 对于稷下学中黄帝与老子结合的现象，学界一般认为它是在有关黄帝之传说影响日增的背景下，受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12)风气的影响，或由于作为黄帝胄裔的田齐在篡权姜齐之后有扬皇考昭统的诉求，或因为当时道家有抗衡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儒家尊显之需要，而最终出现的。
方仙道所具有的这些信仰神仙、崇奉黄帝、主张服食丹药成仙等特征，表明它是道教孕育过程的重要阶段。其所谓医与阴阳家，即属方技和数术之类。
例如，战国稷下学黄老道德之术的慎到、环渊、接子、田骈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曾明确指出他们的特点是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亦即以治国为主。不过，当战乱远离、民渐富足之后，汉代统治者对无为而治的黄老学渐失兴趣，而更青睐于主张以教化为大务(23)的儒家学说。
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汉魏及之前所谓道教，多泛指某种(尤其是儒家)道理或教化，如《史记·孔子世家》记齐景公责晏子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26)《汉书·武帝纪》，第212页。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23)《汉书·董仲舒传》，第2503页。在此过程中，推动黄老学向黄老道发展的方士，并非仅属方仙道一系人物，而应包括方技与数术两类人士。
(24)《汉书·儒林传》，第3593页。况且，汉代统治者后来也并未完全抛弃黄老学，如汉武帝实际上非如通常所谓独尊儒术，而是一直热衷于黄帝、太一、神仙、黄白之术。
(50)《后汉书·楚王英传》注，第1429页。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
此外，佛教的传入曾对黄老道的宗教化产生过刺激，东汉统治者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的做法则加强了黄老道作为一种宗教的排他性。如前曾述，西汉初黄老学已有其经典及传授系统，而黄帝也被方士大加神化。
(41)有关驺衍及其阴阳五行学说，详请参阅阎静：《〈史记〉所记邹衍学说的渊源和流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1期，第79-82页。(13)详请参阅郭沫若：《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不过，南北朝时期道教一词也逐渐被用来专指道家之教，如《南齐书·顾欢传》载《夷夏论》有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顾)欢虽同二法，而意党道教道教执本以领末，佛教救末以存本等语，《周书·高祖武皇纪》又载北周武帝曾集群臣辨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关于黄老帛书的产生地域，有齐、楚、越、郑诸说。
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考《史记·封禅书》所言方仙道，仅有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数语说明，《史记集解》则释形解销化为尸解。
例如，关于黄老帛书的产生时间，有战国前期、战国中期、战国末期与秦汉之际等说。(61)《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第1841页。
所谓《内书》二十一篇即现存的《淮南子》(《淮南鸿烈》)，其《精神训》《俶真训》《泰族训》诸篇对养神养形等治身问题多有阐发，(27)而《中篇》八卷即《枕中书》(《枕中鸿宝苑秘书》)，多言神仙黄白之事，亦属治身之秘笈。②《史记·曹相国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29页。
明董说撰《七国考》引《郡国志》云：齐桓公宫城西门外有讲堂，齐宣王立此学也，故称为稷下学，即稷山馆也《易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是卜筮之书，还是哲学之书？是历史之书，还是文学之书？抑或如有人所说是一部兵书？其实，在产生《易经》的时代，学科还远没有发展到分化的程度，不同的学派也远未形成，因此，《易经》是一部具有综合性的文化典籍，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源头，它不专属于某家某派。用郭沫若先生的话说，就是让《易经》自己来说易经，这时我们会看到怎样的一个原始人在作裸体舞蹈。《易经》一书所具有的综合性和原初性，主要是由《易经》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易经》作者的古朴原始的思维方式和类化意象的认知方式决定的。
《周易》的学习和研究，必须走出占筮迷信的误区。人们关注《周易》，决不是因为它能预知未来，事实上，《周易》也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那种把《周易》的现代价值盲目地归结为预测的想法和做法，既是对《周易》的无知和误解，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亵渎。不懂周易，就很难真正理解中国文化。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易经》为什么会引无数圣贤竟折腰？有人把这一点归结于同《易经》具有密切联系的所谓预测功能。古今治易，仅成书者即有三、四千家，单是这一数字就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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